今天，看到一则已成旧闻的新闻：据浙江在线06月16日讯，浙江省义乌市一家名为“青青” 的艺术幼儿园对全园的家长们进行了一次“父母执照”考试，内容包括一些保育、教育和生活常识。成绩出来之后，有80%的家长达到合格线，被学校颁给了“父母执照”，而其他20%的家长因为成绩不过关被通知明年重考。据园长成燕青介绍，这个“父母执照”每年还要年检一次，如果父母不好好学习，仍然可能在第二年存在亮红灯的危险。

    开车需要驾照，经商也必须先办执照。从事财会、律师、新闻、教师、医生等职业，都需要通过考试获得资格证书，才可以做这些工作。但做父母，仿佛只要生了孩子，就能从事这项“工作”，从来没有听说做父母也要考试发照。这家幼儿园可说是独辟蹊径，独家创新，引发了各界教育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议论。

    静下心来一想，这家幼儿园却不是哗众取宠，而恰恰抓住了当今中国教育的关键和软肋。

   首先，在孩子的教育中，家庭教育最为重要、最为关键。教育包括三个方面：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人们常常有一个误解，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教育是学校的专利。其实不然，学校，只是给学生知识最多的的一个地方，社会教育则是属于孩子成人后的一种自我反思。从品格和做人的角度，家庭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也是终身老师，家庭教育是属于品格定格定型的教育。在个性品格上，家长对孩子具有潜移默化，终身影响的作用。家庭教育，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石和保证。

    其次，虽然现在人们对教育越来越重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家庭教育却又是孩子成人前所有教育中最薄弱的一环。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重视；二是不得法。

    现在的孩子，绝大多数属于独生子女，而其父母又是刚刚经历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代人，自己吃过苦，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就最怕孩子吃苦，无论家庭条件的好与坏，现在的孩子基本都是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个个是家中的小皇帝。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宠爱程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说变得有点畸形，达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而独生的环境更是加剧了这种态势，使得现在的孩子显得毛病特别多，自私，怪异，偏执等等等等。人们惊呼90后、00后是垮掉的一代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这里，家庭教育可以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要说现在的家长也不是不重视教育，有时恰恰是过分“重视”教育。准确地说，是忽视家庭教育，过分重视学习教育，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搞错了位。生活完全包办，品德教育跟着感觉走，只对孩子和老师要成绩，一旦出了问题则唯学校是问是现代家庭教育的四大典型特征。其实，生活、学习、品德三者是相互相存、相互影响、互相激励的，生活懒散、品行低下的孩子，学习成绩一定好不哪儿去，至少不会是学习狂，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可惜很多家长却忽略了，只对孩子的学习成绩“狂热”。事实上，自强自立的生活意识，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恰恰是学习成功的前提保证，而生活习惯和个性品质往往又主要靠家庭教育形成。所以，实施“父母执照”考试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帮家长解决家庭教育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怎么样这些重要问题，理清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形成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合力，让家长既重视家庭教育又树立正确、理性、专业、科学的教育观念，在社会背景下对孩子实施大教育，从而培养高素质的孩子。

    家庭教育其实也是一门科学，要按规律办事，不能跟着感觉走。据了解，目前奥地利政府正准备推行父母执照，即“要当父母先考执照”，让年轻人在当上父母之前先学好科学养育孩子的本领。而且有执照的父母还可以享受一些福利，比如说夫妻离婚了，有执照的一方可以优先得到孩子。在我国的台湾地区和厦门、成都、南宁等地，一些幼教部门也在尝试给父母发执照，但整体上说还属于空白。人的一生，几乎什么事都要接受像驾驶汽车那样的训练，偏偏在教育子女这一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却缺乏足够的培训，这是不正常的。在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做家长的往往只能通过向亲戚朋友倾诉获得经验，或通过心理咨询解决。因此，“父母执照”在义乌的出现，虽然只是一个尝试，并且肯定在各方面都不完善，有待改进，但对整个中国教育却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对幼教，而且对整个基础教育都是很好的启示，我们热切期待着“父母执照”在教育全境的出现。

    大教育家蔡元培曾经有一段名言：譬如诸位有一块美玉，要琢成佩件，必要请教玉工；又如有几两黄金，要炼成首饰，必要请教金工，断不是人人自作的。现在要把自家的子女造就成适当的人物，难道比琢玉炼金容易，人人可以自任的么？也许，这正是这场“父母执照”考试带给人们的收获。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证券公司。没想到，杭州春晖职业专修学校校长孙逢南竟然号召师生炒股。看看校长的号召也真有意思。亏了由校方赔偿；赚了与学校分成。对于师生来说，那是只赚不亏的买卖。如果我是该校的一员，即便是不炒股，也无论如何要炒一把。只赚不亏的买卖，好比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捡白不捡。

    学校号召师生炒股，且签订如此的“亏本合约”，学校究竟有什么好处？按照校长的说法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争取让套牢的员工挽回一点损失。”然而，是否真的如其所愿？对于炒股的人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多半买自己选中的股。现在学校指定的股未必会讨师生的喜欢。如果某些老师亏得多的话，他们会卖掉自己拥有的股，而去买学校指定的股？或许更多的情况是，学校指定的股要买，自己选中的股也要买。

    教师的任务是教书育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教师和学生基本上与炒股没有必然的联系。教师上班炒股，学生上课炒股，那学校究竟是证券公司还是学习的地方？我担心的是，如果说以前教师和学生炒股还会偷偷摸摸，有所顾忌，学校号召之后，恐怕会光明正大了。不是学校鼓励的嘛。师生上课如果谈炒股，那专业知识又如何学习？

    尽管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教师和学生不能炒股。但在我，同样是一个教师看来，教师和学生炒股不太合适的。对此，学校应该加以正确引导，同时，辅以必要的制度，让师生的心思放在工作和学习上。诚然，不能保证所有的师生都不炒股，但如此大张旗鼓的让师生们参与到股海之中，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不但不能够将师生的心从股海之中拉回来，反而使他们越走越远。在股市之中，说不定会损失得更多。

    从实际情况来看，校长虽然用的是自己的钱，虽然说亏损在5000万元之内承担得起，但如果学校全体师生人人炒股，如果大家都亏得很大，校长怎么赔得起？难道校长不知道，5000万元在股海中是不值一提的。

    学校号召师生炒股的不现实性和理由的荒唐性，让我们想要知道其背后的醉翁之意。学校不会做出貌似愚蠢的事。从孙逢南一贯的善于炒作来看，恐怕还是为了炒作学校，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罢了。

    学校号召师生炒股，违背了教书育人的职责。如此炒作，说不定有朝一日就将自己“玩”进去了。不知道孙逢南还能炒多久？（本文转自新华网  王军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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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在近10万份上海高考考卷中出现一篇满分作文，这也是2006年以来上海高考惟一一篇满分作文。据说这篇文章在阅卷中心组里被从头到尾朗读一遍，有些专家当场被感动，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给这篇文章满分（《东方早报》6月19日）。——作文原文《他们》

    我最初对这篇满分作文充满期待，作者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这种疑问同时也是一种思考，遗憾的是，接着读下去，没有惊喜，反而非常失望。文章除了文字通顺，并无太多新意，只能说是一篇不及格的高考满分作文。

    这两年，文坛盛行“底层写作”，即以弱势群体为对象的写作。这篇作文也可以称为“底层作文”，可惜它几乎集中了“底层写作”的所有弱点。文章中的“底层”是想象的、“同情”是抽象的。作者对“他们”并不了解，只能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里描述“他们”。城乡二元对立的问题确实存在于当下中国，可是，作者把乡村田园化，称“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又把城市地狱化，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与其说是“他们”的感受，不如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患上“怀乡病”的城市人的感受。作者忽视了这么一悖论，为什么城市拒绝“他们”，“他们”却涌向城市？文章提到“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这与乡村田园化、城市地狱化的描述恰恰是冲突的。

    阿伦特曾经说过，同情只有在针对具体个体时才可能，针对大众时它就变成了抽象的，甚至产生灾难性影响的东西，当对同情的克制能力被破坏，便产生了意欲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除了“以极端手段铲除不幸的倾向”，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即对同情对象以及同情本身的无限赞美。这种赞美给同情对象允诺一个远景，然后让他们忍耐现状。这篇满分作文不仅充满对抽象的“他们”的同情，即使面对具体个体，作者的同情依然是抽象的。文章讲到:“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对小姑娘的同情，升华成对“他们的成长”的感动。在记者面前，这个小姑娘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是不是按照预设的标准答案回答？在回到家乡和留在城市之间，小姑娘能否自由选择？作者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而是差点落下泪水，这种泪水是善良的，也是天真的，更是无力的。事实上，小姑娘根本没有决定留在城市的权利，她对乡村的选择是被动的，甚至称不上选择，只是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如果可以自由选择，至少一半以上的“他们”会选择留在备受歧视的城市，而不是牧歌式的乡村。

    重要的不是歌颂田园，也不是歌颂背井离乡的“他们”，而是思考为什么“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愿意生活的地方，并且拥有尊严、不被歧视地生活。作者也提到户口和暂住证的区别，这些都被“虽然……但是……”一略而过，“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这种“虽然……但是……”逻辑恰恰是对底层问题的回避，以望梅止渴的方式抹去种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篇末“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只是一句美丽的口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永远成为不了我们”。

    “底层写作”并非一无是处，可是这篇获得满分的“底层作文”仅仅表达了想象的底层和抽象的同情，以“虽然……但是……”的逻辑抹去实质性的问题，以抒情代替思考，堪称“底层写作”的失败范例。在这里，我不想苛求这位作者，对于一位18岁上下的学生，不能要求太多。让人困惑的是，为何久经考验的阅卷专家会被这篇只是道德表态的文章感动？为什么他们对这种“底层作文”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高考满分作文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将会直接影响中学生的写作模式，据报道，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已经把这篇文章视为范文。底层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关注底层成为集体表演，那就会适得其反，只能导致对底层问题的冷漠。

附：

     1、上海卷作文题目要求：

     平时我们关注更多的是我们自己，请以“他们”为题写一篇作文。除了诗歌外，文体不限，字数800左右。

     2、2008上海高考唯一满分作文《他们》原文及阅卷老师点评：

　　                  他　们

      在城市尽头，没有繁华的街市，闪亮的霓虹；在城市的尽头，只有破旧的棚户区，有饱经生活风霜的生命；在城市的尽头，有他们这样一群人。

     让我怎样称呼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农民子弟？亦或是农民工二代？不，我不想用这些冰冷的名字称呼他们，我多想叫着他们带着泥土气的乳名，拉着他们的小手，走近他们的生活……

     他们从小生长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纯洁的灵魂在田野里抽穗拔节。在山野的风中，他们奔跑着，憧憬着。风从田野中吹过，吹进了城市，为了生计，为了未来，他们跟从父母来到了城市，在城市的尽头扎下了根。于是习惯了青山绿水的双眸第一次触碰到了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他们不知道怎样穿过六车道的马路，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数不清写字楼的层数。繁华的现代文明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快乐，这一次，却在心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

     他们背起书包，小心翼翼地融入城市的生活。可是却在“城市人”异样的眼光中，第一次明白了户口与暂住证的区别。他们都是父母心头的宝啊！却过早地承担了不属于这个年龄的负担。

      放学回家，他们做好简单的晚饭，父母还在工地或菜场上劳作；午夜醒来，泪眼中城里的星空没有家乡的明亮；悄悄许愿，希望明天他们的打工子弟小学不会因交不出电费而被查封……

     然而，在他们日益长高的身体上，我看到了他们的成长。记得一位记者问一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学成后是否会回到家乡时，小姑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一定回去！那一刻，我差点落下泪来，为他们的成长。

     记得那年春晚他们稚气的宣言：“我们的学校很小，但我们的成绩不差”“我们不和城里的孩子比爸爸”“北京的2008，也是我们的2008！”他们逐渐成熟，告别昨天的羞怯，开始迎接新的一天。

      虽然，他们还在为不多的学费而苦恼；虽然，学校还是交不上水电费；虽然，还有好多体制还不够完善……虽然有好多个“虽然”，但是，只有一个“但是”就足够了，已经有好多视线转向他们，他们正在茁壮地成长。

      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照亮了城市的尽头，照亮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

     阅卷老师点评：

      满分作文有五大优点，首先，作文将民工子女的生存状态很真实地描绘出来，从农村到城市经历的不自然、不适应，再到他们心态的逐渐成熟，让人感受到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其次，作文的文字很流畅，可以看出考生具有一定的阅读积累，但是并无炫耀，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情感和视野，文字和主题很匹配；第三，总体上看作文表达了作者对同龄人的同情、关注和企盼，言为心声，也正是作文题目要求的体现；第四，这篇文章的描写非常细腻，“小小的手指怎么也数不清写字楼的层数”；最后，文章关键还写出农民工子女的变化,“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考生没有一味抱怨，写出了变化和希望。   (新华网)

         2008年06月19日08:28  来源：新华网

     夏天到了，校园里清凉的美女无疑是一道风景线。可近日，湖大一名学生却在校园网论坛发表帖子，对女生衣着过分暴露表示抗议。

　　在湖大校园论坛里，这名学生说： “夏天到了，天就热了起来，于是穿的就少了，校园里的女生貌似迫不及待的把超短裤穿出来show自己的大腿。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女生们那么喜欢暴露，那超短裤还没有我的内裤长，而上衣比胸罩也就大了一点，这样穿在校园里压根就是一种对男生的性骚扰。不可否认，本人每当看到这样的女生时总是要多看几眼，可也就仅仅如此，从来没有因为谁穿的少而喜欢上谁，相反，看之后只有三个反应，第一个是生理反应，第二觉得这女生的身材不错或者较差，第三就觉得这女生肯定比较风骚，可能第三点想的有点过分，可的确我就是这么想的，是本能的反应。而且，随着超短裤的流行，满校园都是白晃晃的大腿反而有点审美疲劳。。。。。。”

　　这名男生的看法在校园网论坛引起了争议，反对者和赞同者均有不少。

　　赞同者说：“校园是学习场所，衣着太暴露影响不好。”

　　反对者说：“不管怎么样，追求美是女孩子的天性，穿超短裙是没有错的”。

　　据了解，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并没有对校园内能否穿超短裙进行明确规定，只提出了”仪表整洁”的要求。2006年，为净化校园环境，上海师范大学明确提出“老师穿超短裙不准进课堂”，引起了不少的争议。此外，外界也曾盛传北京大学禁女生穿超短裙，但后来校方证实并无此类规定。

     对于此问题，刚好凤凰网有一篇文章，和上述消息相映成趣，挺有意思。笔者全文转录如下：

    专家解读：90后MM为何热衷暴露装？

    和80后类似，90指的90年代,90后就是指在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现在很多年青写手都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但不同的是90后今天更富有青春的朝气和活力，更加新潮前卫。

      80后的一代人在中学时代很流行玩深沉。就是在别人（特指女性）面前 总是表现得一副很忧郁的样子。因为那时的女生都喜欢忧郁的，所以催生了一批“忧郁王子”。

    90后的一代上中学了。忧郁暂且未被屏弃，因为仍有那么一些人时不时忧郁一下。而现在“非主流”中最多的就数叛逆了。把身上的布减的少之又少，这也是一种叛逆。

     如果把玩深沉的与玩叛逆的比较，笔者倒是推崇前者，因为至少你再怎样深沉也不至于影响到别人什么吧。而玩叛逆的人就不同了，他们可是以影响别人，招来骂声为荣。

    不过他们要是真的“彻底叛逆”了，那倒也无所谓，那毕竟只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家庭的事，只要跳下来不砸到别人就好。但是穿的如此还出来吓唬人，可真是威胁社会治安。

       笔者自身也是过来人，对现在一些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们的心思还是比较了解的。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是一名主流的好学生，也曾经是“非主流”中的一员。

    现在对于自己当年幼稚的想法与行为全当是年幼不懂事，可以原谅。

     而现在这些迷信“非主流”的孩子却迟迟不肯醒悟，大有让“非主流”成为主流之势，这着实让人担忧啊。

     不过转念一想，如果现在的“非主流”将来成为主流，“非主流”们反主流的的心理或许会指引他们走向“非主流”好学生的道路，那倒也不失为咱国家的一桩可喜之事。

    不过，我们仅仅谴责杨经贵是不够的，我们更应该思考教育的大环境和大背景。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去年轰动全国的因为管理学生而被学生砍掉四根手指的崔健老师好象也是这个学校的。上网一查，果然如此，于是我有点明白杨经贵为什么不管学生了：除了管不住、不爱管之外，恐怕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不敢管。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身边，伤害崔老师的学生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理，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50多岁的杨经贵自然是不愿意继续去冒四根手指被砍掉的风险。我想，如果去年的崔健事件有一个圆满的处理，或许，就不会发生今天的杨看看事件。每年，轰动全国的学生伤害甚至杀害老师案都要出现很多起，但大绝大多数案件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现在国家的教育政策是一边倒的保护学生的政策，学生、家长可以任意侮辱侵犯老师，但老师却连弹学生一手指头都要受处分，不说惩戒学生，有时连正常的批评教育都无法开展。学校既不能开除学生，社会又没有专门性的教育工读学校，学生就是犯了天大的过错，老师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在权利保护上，现在学生是铜墙铁壁，老师却是一身裸体，这种无限宽松的环境给了学生无限放大的自由，个别学生根本不把学校、不把老师放在眼里，为所欲为，学校和老师根本就管不下去，不仅扰乱教学，而且还影响大部分学生的利益。碰到极端恶劣的学生，老师不仅不能管，管了就要遭报复甚至危及到生命，每年那么多的老师被伤害案就是明证。在生命和人格上，老师和学生是绝对平等的，但是这种严重缺乏公平的畸形教育保护，导致了学生不服管，老师不敢管现象的产生并大肆泛滥。我想，50多岁的杨经贵正是见多了这种人间悲惨，想把自己的生命留到最后，只不过运气稍微差点而已。现在，很多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都呼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教育惩戒法规，实施师生公平保护，不知道这一希望何时能够实现？

    除了教育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社会、人文、道德、价值观点多元化的今天，保护自己越来越成为人们首选的生存法则。范跑跑事件已经不用说了，以前报道的南京见义勇为反被诬陷、大学生主动让座遭围攻批评......等等等等，无一不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多管闲事”。再又想到最近关于谭千秋老师该不该评为烈士的争论，更是让众多老师寒心。军机失事人员的烈士评选是那么的迅速，但那么多为救学生牺牲的老师，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只不过得到了一个虚无的表扬，这世界对教育、对教师有时确实是显得那么的不公平。况且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去年，那么多人呼吁，见义勇为救学生被毁容的马瑞老师没能评见义勇为奖，但三个帮了一下忙的公务员在事发后第五天就评上了。烈士、见义勇为被评上是有物质奖励和后代优抚的，表扬么，就是给你一个精神安慰而已。所以，老师永远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社会道德的滑坡、社会机制的不公、社会对教育和教师的歧视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方方面面，现在很多事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鼓励老师当范跑跑，范跑跑事件的发生其实有它的社会必然性，杨看看事件的发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政府和领导不花大力气从制度上、从机制上加以改变，单纯靠对个体的谴责、靠精神的“空头支票”，是很难根除附属在教育机体上的有害毒瘤的。

    无论该题的答案如何，但存在争议是肯定的了。高考，是何等严肃和重大的事情，对于这样一场涉及到千万考生一生命运的重大考试，试题的答案竟然存在争议甚至出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惊讶之后，我们不禁要考问高考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导向性。

    还记得，今年各科高考题目刚一出来，就有很多老师对今年的作文题进行了抨击。作文，我们还可以说是一个观点性的东西，可以公说公有理，很难有一个绝对和标准的答案。但是理科综合（具体说是化学科目）却不同，它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最大特征就是结果确定，更何况，高考考的应该是人们早已得出定论的东西，而不是那些尚在研究中的前沿科技，怎么会出现这种模棱两可的争议答案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考试机构在出题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高考出题是有严格程序的，从出题人的选拔，到试题的筛选形成，至答案的最终审核确定，应该是严格把关，层层筛选，重重审核，反复校对，绝对无误才行。不要用出题者也是人，偶尔也会犯错误这样的话语来解释推脱。两个多月的时间，大几百人的专家队伍，一起出一张总共只有二三十个题目的中学考试试卷，竟然还出现这样的严重疏漏，无论是从管理程序上还是从命题人员的素质和责任心上，都可以说存在比较严重和不可原谅的问题，应该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并迅速采取有关补救措施。记得前几年，也是全国高考的一道数学试题，引发了全国性的质疑，连各派数学专家教授都对答案莫衷一是，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教育部考试中心却是按照自己的一厢答案，最后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一再出现，又联想到前几天报道的阅卷老师中竟有在校学生的新闻，让我们有理由对高考程序的严肃性和规范性提出严重质疑，并进而追问这里面的深层的、制度上的原因！如果连高考这样国家绝密级的考试都出现错误，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相信？

    另一方面，高考是个指挥棒，对日常教育教学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除了保证试卷的准确性以外，还应该符合中学教学的实际。本着真正对教育、对学生负责的原则，应该是“学什么，考什么”，而现在恰恰相反，每年高考都有脱离中学教学实际的情况发生，成了“考什么，学什么”，不是高考围着学生转，而是学生老师围着高考转，疲于奔命。应试教育现在受到猛烈抨击，但在这样的指挥棒下，你不想应试都不行，正如文头化学老师所说，这种出题给中学教学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考命题人员中的专家太多，一线老师太少。不是说专家没水平，但专家不一定了解中学教学的现状。专家教授站在大学、站在前沿的制高点上来引领中学教育，虽然前瞻，但有时也不免出现臆断。我想，如果有一线的化学老师在高考命题中把关，应该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有争议的答案。素质教育、高考改革等这些教育领域的重大事件，如果没有众多一线教师的参与，我很怀疑是否能够真的成功。

     现在问题已经出现，怎样补救成为当务之急。对这种争议性答案，应该说最后无论选用哪个做“标准”都对考生不公平。高考中的5分，涉及的可能是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命运，对考生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高考成绩马上就要确定了，教育部考试中心应该尽快想出一个科学、合理、公正的解决方案，给考生和家长一个满意的答复而不能总是用一些“研究、讨论”的外交辞令，含糊其词，更不能最后不负责任、不了了之。人们都说，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这次事件的最终解决，不仅仅是一个高考题目的问题，而是塑造教育形象，打造教育公平和正义，确立教育发展方向，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实质的体现，是对教育部的一场考试，希望教育部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塑造人们对教育的信任、希望和信心！

    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师范女生，不当老师却去应聘招人“联想”和歧视的洗脚妹，确实让习惯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国人多少有点想不通，甚至还会引发某些无聊人士的想入非非，引发争议很正常。有人认为，这是浪费人才资源，有人甚至攻击潘茜的价值观扭曲，丢大学生的脸。但我个人认为，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职业的自由和合理选择，不应该遭到非议。至于那些一看到“洗脚妹”就联想到黄色淫秽的人则纯属自己思想不健康。

    潘茜为什么放弃老师这个职业去当洗脚妹？家庭并不富裕的她坦言，选择到富侨从最基础的洗脚妹做起，更重要的是看重较高的经济收入，和公司的发展前景。很显然，教师工资低是潘茜选择放弃的主要原因。在现代职业大潮中，收入高低已成为职业选择的首要因素。至于什么教师工作稳定，职业神圣，身份体面等等，一切都是虚无，是人们人为附加的道德光环和职业偏见，远远抵不过生活的严峻和现实。试想，如果教师的收入高于洗脚妹，潘茜还会选择洗脚妹吗？事实上，现在是越高尚的职业往往收入越低，高尚在很多时候成为忽悠老实人的代名词，纯粹把“高尚”当职业的时代已经过去。潘茜的选择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教育的贬值和教师行业的清贫。

    除去收入的因素，个人的后续发展前途也成为现代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选择老师，也就意味着选择平淡。当老师确实稳定，但稳定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平平淡淡、无所建树。并不是老师不想建树，而是教育的环境所决定。不高的工资，重复的工作，虚无的荣耀，扎堆的人员，把你锁定在那个位置上，饿不死也不会撑着你。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成天和一批思想不成熟的未成年人泡在一起，三点一线，简单机械，磨不完的嘴劲，消磨了人的意志，基本没有自由选择、大展宏图的余地，虽然安稳，却也少了斗志，人的思维也会变得简单机械。社会上的人们常常取笑老师“单纯”大概就是这个原因。成功，多数时候掌握在上级、校长和学生手中，而不是自己手里。工资、职称、事业、前途不是靠能力争取，而是靠资历、靠年限、靠慢慢消失的岁月“积攒”，攒够了，自然上去，没到时限，你再有能力也是白费劲，个人抱负，性格棱角，创新思维，不知不觉就在这种慢腾腾中被磨平了，创业注定只能成为梦中的美景，更不用想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潘茜的个人理想并不仅仅是只当一个洗脚妹，她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和远大理想。骨子里有一种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冲动。她希望创建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并最终成为一名洗脚职业经理人。她懂得从最基础、最辛苦、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并且看到了洗脚行业缺乏高素质人才的契机，想利用自身的素质和行为来提升这个行业的服务水平，改变人们对“洗脚妹”的世俗偏见甚至是无聊诋毁，这都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智慧。尤其是在大学生就业难的今天，潘茜的闯劲、眼光、抱负，主动出击而不被动接受等等，都对我们的大学学生和就业机制是很好的启示，我们应该给予赞许而不是无聊的指点和诟病！

    学校为什么不放假？我想，一是各学校缺乏主动防范的意识和责任，“上课”意识大于生命意识，根本没或很少想孩子上学的危险性；二是要归结于长期以来学校僵化的管理体制。我估计，多数学校可能还在机械等待上级的放假通知。什么事都听上面的，习惯被动、麻木地等待上级“命令”，包括放假，教育局不说放，校长就不敢轻举妄动，已经成了众多学校校长的思维定势，即或是有重大生命危险的事情。这是学校管理“行政化”的思维恶果，导致我们在一些自然灾害面前反映迟钝，总是等事情发生后才去反思，人为扩大悲剧的规模和范围。所以我们在批评学校的同时更应该做制度性的追问。

    校长责任制喊了这么多年，到现在往往还只是一句口号而已。通过这次地震灾害和南方暴雨，我们是否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校长的权力和义务问题？学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教育学术研究机构，不是一级行政单位，应该有比较多的自主权，不必事事都听从上面。但是，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学校，一直是中国教育的传统。教育服从行政，学术就必定屈服权威，最能体现学术本质的自由争辩和开拓创新氛围就必然荡然无存，教育的最终目标肯定不是为教育服务而是为行政服务。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说现在死气沉沉，素质教育不能推行，应试教育大行其道，教育的思想、文化、人文、素质之最根本的最具活力的目的不能实现，都与这种行政式管理不无关系。在这种管理下，本来是学术带头人的校长成了官员，自然是碌碌无为，不思进取，听上级的话，保官帽第一，失却了应该担负的责任，哪怕是在人命关天的事情面前。

     痛定思痛，我觉得，一方面，我们的校长要向汶川地震中迅速撤离、上千师生无一伤亡的“最牛校长”学习，平时加强学生生存能力训练，时刻把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主动构建科学合理的紧急避险防范体系，提高预见性，及时趋避，不要总是等灾难发生才想起怎么预防。二是作为上级主管部门，应该给校长更大的处理紧急情况的权力，在涉及到学校师生人身生命安全的事件上，校长可以临时做灵活处理。同时也赋予校长更多的责任意识。欧美等国家的学校校长都有这样的权力，即在天气变化可能会危及孩子出行安全时，甚至仅仅可能影响学生出行方便时就给学生们放假。如果因为防范不到位出现问题，校长要被追求责任。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防险避难预案，对暴雨、闪电、泥石流、山洪等这样一些可以遇见的自然灾害，规定在预报达到什么级别的情况下，校长必须提前主动做出防范和警告措施，第一时间把学生疏散到安全地带。不要总是把那些“紧急预案”只放在案头，不要总是以怕耽误学生学习为借口，生命都没有了，再好的学习成绩又有什么作用？

    不仅仅是在预防自然灾害方面，而且在学校平时的一应管理中，我们也应该一方面给校长放权，一方面给校长加压，使校长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在人事管理、内部建设、发展方向、教学理念、办学模式上，我们可以给校长更多更大的自主权，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他们不做官员而做老板。但另一方面，在教学评价上，应该以“市场化”取向为标准，一所学校办得好不好，不是以领导的评价做标尺，而是以家长、社会、学生的评判做风向标。一旦失职，应该主动负荆请罪，而不是成天昏昏噩噩混日子。

    有人说，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生命，不能等待，经过今年连续自然灾害的袭击，我们的教育，能否向市场化、人性化、世界化方向，多少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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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抢买状元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据说，内地各高校之所以为高考状元提价，主要是为了抵制香港高校内地抢人的直接竞争，提防潜在的国外高校高额奖学金所带来的诱惑。其他高校花钱买状元可以理解，但是，代表中国内地最高水平的清华北大，也要靠出钱，甚至靠出高价钱来吸引优秀学生，却是让人颇费思量，也颇感忧虑。

    考取清华与北大，曾经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清华与北大，曾经那么唯我独尊，高高在上，承载了多少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清华与北大的门，曾经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不曾钻进去。但是现在，却也不得不俯下身躯，象其他普通高校一样，用最俗不可耐的金钱来打动人心，抵御“外侵”，可见其“自信”的大幅度下降。用高额金钱来买进学生，体现的不是状元身价的提高，而恰恰是自身价值乃至中国整体教育价值的贬值，甚至就是贱卖教育。越来越多的内地高考状元舍弃北大、清华，转而选择香港高校，甚至国外名校，不但意味着人才的流失，同时也是对北大、清华等名校，再延伸至整个内地教育模式的一种警示。

    从神坛走向平地，本来并不一定是坏事，它至少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加以改变，然后奋起，重新赶上。作为中国教育老大的清华北大，若能由此开始，在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改善办学体制，如何与国际接轨上认真思考，狠下工夫，力争早日进入国际一流大学水平，那倒也可以成就国人的一片自豪之心，也更让中国的学子有望，教育有望。但可惜的是，清华北大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有所清醒，有所创新，仍然只知在奖学金上一味比拼，让人看不到衰落之后的雄起，看不到教育崛起的希望，这才是令人绝望和悲哀的地方。

    北大清华带头抢买状元，不但是对高考的扭曲，还会强化学校、学生和家长“唯分数论”的情结，促使高中学校为培养 “状元”而片面追求书本知识，导致基础教学模式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对基础教育的方向产生重大的不好的影响。同时，对于被录取的考生，有可能被金钱诱惑，在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观上产生变异，影响其在大学的学业甚至未来的前途，出现最好大学培养最差废品的滑稽。既毁了学生又毁了教育。前几年，反复应考，为获取高额奖励而产生的“考霸”现象就是很好的证明。

    其实，内地高校在开高价抢状元的同时，不妨学学香港高校乃至国外高校是如何分配奖学金的使用的。他们不是将奖学金视为简单的一次性招揽人才的诱码，而是将其与学生进校后的表现挂钩，这种激励方式或许更能激发状元们的可持续潜力，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学生都有利。

    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状元不一定是最好的，最好的不一定是状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高校尤其是清华北大这样的门户高校，能否放宽眼界，提高视野，把眼光放到状元外，在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人才素质，探索教育改革，树立社会大教育、国际大教育观，提升教育国力，培养国际人才，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上多下功夫？而不要一味局限在“一切向钱看”上？若能这样，则是学生之幸、国民之幸、教育之幸！